筆者按：中國國內的總需求為什么不足，深層次原因是什么，怎樣才能提高城鄉居民收入，改善消費需求格局？國內學界眾說紛紜，對策不一。筆者認為，需要在中國經濟運行和增長的數理邏輯方面有所突破，從“財富生產—收入分配—需求支出”國民經濟渠道流量循環去觀察格局性和深層次的問題，并在此基礎上選擇解決問題的路徑和提出針對性的解決方案。就此，筆者開一專欄，今天刊載之五。

周天勇

(相關資料圖)

薩伊說，生產供給自動創造需求。然而，凱恩斯認為，投資者和居民的儲蓄和貨幣偏好趨強使經濟體系發生了流動性不足，資本主義社會20世紀30年代的大蕭條說明薩伊定理不成立。于是他提出政府需要進行宏觀需求方面的管理，使用擴張性的財政政策，向經濟體系注入貨幣，解決流動性不足問題，從而抹平周期波動，恢復經濟繁榮。辜朝明先生對日本20世紀90年代經濟問題的分析及其政策建議，就是凱恩斯主義的典型案例。不論對其的爭論如何，可以肯定的是：生產增長有需求最大的可能性邊界。

與日本當年不一樣的是，中國目前和未來的情況不是先富后老，而是居民收入和消費水平較低，特別是城鄉居民收入消費水平差距較大情況下，出現了人口負增長和老齡化。這雖然是一個問題，但如果著力于居民收入消費水平的提高，其實也就是經濟增長未來的潛能。從筆者前四篇專欄文章看，中國目前總需求不足，主要是扭曲的體制導致“城鄉居民創業就業——農民無資產財富—生產資產收入分配——消費投資支出”流動循環發生了梗阻，在房地產需求回落和出口需求不穩定趨勢下，逐步地進入了國內消費需求越來越小于生產總供給的困境。

因此，當務之爭，是通過各方面的改革，快速和持續地提高居民收入消費水平。當然，不同意見認為改革是慢功夫，解決不了眼前的短期問題。我不這樣認為，中國每一次經濟從下行向上向的轉折，都由改革實現，而不是經濟政策刺激。如1978年的第一次大力度改革，將居民收入占GDP的比例1978年的從44%左右，在1983年時提高到了62%。GDP增長率從1976年的-1.6%提高到了1978年的11.7%，1984年最高時達到了15.2%。

一、從提高居民收入水平和加大民生支出的總量計算看

經濟增長從需求側看，主要問題是居民收入占GDP比重過低造成居民有支付能力的消費需求不足。因此，總體的方向是通過各方面的體制改革，在一定年份中使居民收入和消費及投資需求占GDP比重扭曲值向大多數國家標準值靠近，提高居民收入占GDP的流量比重，擴大有支付能力的居民消費和投資需求流量。也就是通過涉及居民收入分配和消費體制的改革，讓居民富裕起來，釋放其消費需求的潛能，給供給側的經濟增長提供需求側更大的可能性邊界。

改革的目標是，2023～2037年，將居民可支配總收入占GDP比重逐步從43.04%提高到65%，在政府加大性支出的情況下，居民收入消費和投資率從62%和38%向75%和25%變動，政府教育醫療生育等民生支出占GDP比重從5%提高到15%或者20%。

2023～2037年，需求側進行人口遷移放開、允許農村土地交易、放開農村住宅同房同價同權市場、居住供給多元供給和提高財政民生支出比重等改革，年平均居民消費支出將增加48210億元，居民投資年均增量為11523億元，共同在需求側形成年均3.11%的經濟增長拉動速度。

需要說明的是，在未來的15年中，一是由于出口的不確定性，政府基礎設施投資已經飽和，企業投資增長決定于居民消費市場的容量，因此，需求側增加居民收入，改變GDP居民收入和消費水平占比過低，是首要的需求側增長潛能，并可以替代投資、出口低增長甚至負增長的主要動能。

二是未來供給側方面，需要通過發展中小微企業和勞動密集型產業，提高勞動力的生產參與率；而資本和土地創造的收入，需要通過初次和再分配及其支出，更多地向居民轉移支付和政府公共服務等方面傾斜。

二、從各方面提高居民收入和消費水平的結構計算看

在二元體制中，居民收入增長和需求擴張形成的經濟增長潛能，應通過由收入分配、消費支出和居民投資等各方面體制的改革，釋放被禁錮的居民的需求而形成。通過人口遷移市民化水平、農村集體土地交易收入農民比率、農村住宅禁止或允許交易、城鎮居民房價收入比和政府民生支出占GDP比重等需求側體制轉軌，縮小其標準值和扭曲值之間差值，可以測算改革增加居民收入和釋放其消費需求的經濟增長潛能。

1 促進人口市民化的需求側增長潛能

從這個渠道的收入、投資和消費流動和流量來看，城鄉戶籍、教育和醫療等城鄉分割，城鎮對農村戶籍人口限購住宅車輛等，擬向城鎮遷移的農村人口因土地、房屋不能等價交換退出而流動緩慢。需要改革這些體制，使就業機會少、生產率低、收入水平不高和消費水平低的農村農業人口向城鎮工商業領域流動。這會在需求側使勞動力和人口得到較高水平的工資和其他可支配收入，從消費支出的居民投資方面形成國民經濟的新增長潛能。

根據仿真試驗推算，改革人口遷移和勞動力流動體制，居民收入提高和需求擴張產生的經濟增長潛能，在需求側能實現未來年均0.58%的新增長動能。如果廢除城鄉分割的戶籍制度，如果讓遷移人口的子女在城鎮接受教育，如果讓農村住宅、宅地、承包地等能夠交易或托管退出房地消除其對流動形成的黏性，如果對遷移人口在城鎮提供廉租房和基本醫療保障，即切實推進市民化進程，到2037年，將城鎮常住但非城鎮戶籍人口比重從2022年的18.05%逐步降低到0，農村人口比重從34.8%逐步降到12%，市民化的城市化比重提升到88%，農村年均消費和投資增量規模分別為6146億元和3943億元。

2 農村土地房屋資產化在需求側的增長潛能

與勞動力和資本的可流動性不同，各個地點的土地和房屋都被固定在地理的經緯度上。但是在市場經濟中，農村土地和房屋要素及資產，可以在不同的生活、生產和公益用途中變換配置。土地和房屋可以由貨幣作為中介交易，價格可以通過交易而發現，變成了有價值的資產，而所有權、使用財產權、使用權的交易和出租，使農民能夠具有“資產交易出租—分配收入—投資及消費”渠道和流量。但如果土地、房屋不屬于資產，而是無價值的生活和生產資料，從經濟流動看，意味著在農村和城郊，沒有這樣讓農民從土地、房屋資產上獲得分配收入并進行消費及投資的機制。

因此，通過農村土地和房屋的資產化改革，形成市場經濟運行中農民“資產—收入—支出”的渠道，在需求側獲得增長潛能。

從未來需求側GDP增長的穩定和加速的目標來看，一是應當放開農村和城鎮土地及房屋市場化交易，其收入先是農民集體與地方政府按比例分成，后再推進收入歸農民而地方政府收入部分為收稅的改革；二是放開農民住宅自由交易及其范圍，既可以在農民之間交易，也可以出售給愿意到農村居住和創業的城鎮居民。

推進農村土地資產化和農村地上住宅建筑資產化改革，會增加城鄉居民收入并減少土地征用對農民收入的轉移，在未來的15年中，年新增的居民消費支出累計規模為202855億元，需求側將形成年均0.78%的新經濟增長動能。

3 降低房價舉措在需求側可獲得的增長潛能

住宅是居民因居住需要而購買的價值很大的不動產。房價收入比，實際是一個社會居民購買居所支出流量的一個閘口。當住宅建設的土地一個渠道壟斷供給，而住宅建設和銷售也只是一個渠道供應時，房價收入比也是一個渠道上的閘口。當閘口的居民房價收入比為3～6，最高不超過6時，購房家庭收入能夠正常地支付還本付息，并進行正常的消費支出，財務破產的風險也要小一些。因此，將過去高的房價收入比11.43減小到6和6以下時，就會節省居民的收入流量，可用于其消費支出和其他投資。

住宅多元供給體制改革，通過降低居民的購房和居住成本，可外溢出有支付能力的居民需求。城鎮住宅應當多元化競爭性供給，并且政府建設一定的廉租房（理由是30年來地方政府從農村零地價轉移土地和收入發展了城鎮和工業，后續應當逐步地以城鎮廉租房的方式對農民進城市民予以彌補），以此促進居民收入和擴張居民消費投資需求，在未來的15年中，年均新增的居民消費投資支出36729億元，累計規模為527321億元，需求側將形成年均1.01%的新經濟增長動能。

4 民生支出比率提高的需求側增長潛能

民生支出比率是一個國家政府向居民提供福利渠道流量的水平。從世界主要國家看，福利支出占GDP的比重為20%左右。推進財政支出結構轉型，提高政府民生支出比例，改革會替代居民生育、教育、醫療等方面的一些支出，對居民其他消費能力形成溢出效應，其需求側增長潛能。

目前中國民生支出比重在5%左右，我們將2037年中國政府對居民的福利支出比重最低水平即使設定在15%。財政民生支出體制的改革，就是福利支出比重從5%左右逐步向15%靠近。這樣，在未來15年中，每年新增的居民消費支出年均為22926億元，累計規模為343897億元，在需求側會形成年均1.13%的新經濟增長率。

上述幾項重要的體制改革所產生新增居民消費和投資能力，在需求側獲得的年均新增長潛能為3.11%。這與需求側總量模型的計算一致，也與供給側各項體制改革形成的年均3.11%的增長潛能均衡。

3 調水增地投資需求增長潛能

土地和淡水是人類生活和生產所需要的最基本資源。而人口、土地和淡水，是一個社會生產力發展的最基本組合資源。一個國家，從國土開發利用率看，即已經利用土地占國土總面積的比重，有一個標準值，一般在80%到90%之間。而人類經濟社會必然是逐水而發展的，因為只有充裕的淡水供給，才能保證農業、工業、商業、居民生活和生態環境的用水。沒有足夠的淡水，發展就遇到約束，生態環境也會土地干旱、彌漫沙塵和荒無草木。因此，各國都十分重視水的供給，從世界一些人口數量、土地面積和經濟規模較大的國家和地區看，人均工程調水量在100到500立方米。

一般來說，國土由市場調節開發利用，而調水工程則由政府提供。只要有利可圖，人們就會去開墾耕地、修筑民居、建設工廠、形成集市；而政府提供學校、醫院、警所、道路、供排水、交通和城墻等公共設施。然而，調節水資源分布，促進地區間平衡發展，因出水入水地區關系復雜、工程投資量較大、建設投產期長、用水需要分配、需要跨區域建設、工程調水與土地開發也要協調等，則主要由中央和至少省一級政府從事決策、投資、建設和運營。

中國目前國土開發利用率只有71%，耕地/國土比率也比其他主要經濟體國家和地區低；人均工程調水量在5到10立方米之間，與歐洲地區及美國、加拿大、俄羅斯、印度和巴基斯坦等國差距很大。因此，從國土綜合開發低水平向高水平提升，僅從需求側看，這一領域投資的增長潛能。

未來15年，開發提高國土利用率到76%，增加5個百分點的可利用土地，人均工程調水量從目前的10立方左右提高到150立方米。從結構方面看，大體就是再增加5億畝耕地、1.5億畝可用于建設用地占補平衡的可利用土地、7000萬畝園地。投資工程調水增加可利用土地，加大經濟發展生產和需求的戰略回旋空間，可以形成“水土開發投資需求—土地要素與勞動力組合投入產出—新增工農商財富分配—增加就業和國家的支出”循環，國土淡水和土地的再開發，將會成為未來15年經濟增長的強勁動力之一。按照每年調水增地工程新增的投資計算，平均獲得新增長動能為0.42個百分點。

三、穩定和支撐住經濟增長速度不是沒有辦法和希望

無論是中國1978年以來的經濟增長奇跡[1]，還是未來經濟還能中高速增長的潛能[2]，從生產側來源于要素市場化配置改革以提高生產效率、城鄉土地和住宅資產化改革價值溢值。而從需求側來看，1978年前至今的經濟增長潛能則來自人口和勞動力流動的放開，使低收入地方的就業向高收入地方流動；對外開放制造業與流入的勞動力結合，增加了外出農村戶籍人口的收入；民營企業特別是中小微企業的發展，增加了居民的就業收入。

特別指出的是，上述“生產財富—收入分配—需求支出”流程的改革，涉及利益方諸多，較為復雜，難度很大。而宏觀總量性擴張需求的貨幣和財政政策，無法解開遷移受阻、農民土地房屋財產性收入關閉、降低進城常住人口居住成本、政府支出向居民福利大幅度調整等導致國內總需求不足深層次的體制梗阻。

而未來15年，需求側新經濟增長的潛能，則需要更大力度地推進廢除戶籍管制、人口自主遷移、促進市民化城市化等體制改革；需要城鄉土地房屋資產化改革，使農村和城鎮居民獲得以地為本創業和資產理財性收入；降低居住成本和提高政府民生支出比例，增強居民的消費需求能力。當然，還包括通過工程調水改變水資源分布，適當調整人口和勞動力的地區結構，在國內接納東部制造業轉移，增加他們的創業就業機會，擴大內部消費需求增量，形成新的國內消費需求規模，疏通中國北部經濟的流動和循環。

如圖所示，從結構上看，居民收入分配、消費支出、居民投資和政府民生支出的（10）到（13）二元體制改革與增長算式，其仿真推演需求側各自新增長潛能的加總，是本文需求側總量增長算式（9）仿真推演的需求側新經濟總增長率3.11%。（注：因篇幅沒有顯示算式）其再加自然經濟增長[3]，就是未來15年經濟中位水平年均5.5%左右的增長速度。

[1]參見周天勇：《要素市場化效率與土地和住宅資產化溢值——對中國二元體制轉軌經濟增長奇跡的一種解釋》，《財經問題研究》2022年第7期，第12-27頁。

[2]參見周天勇：《二元體制轉軌數理邏輯與未來經濟增長仿真展望》，《現代經濟探討》2022年第4期，第 1-10頁。

[3]參見周天勇：《經濟奇跡來源的核算和供給側增長潛能的展望——基于二元體制扭曲差值數理邏輯的再分析》，東北財經大學國民經濟工程實驗室工作論文2023年1號，2023年4月23日。

摘于筆者2022年《現代經濟探討》第7期“居民需求不足解釋及其改革擴張的穩定增長的展望”一文。

關鍵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