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張鴻福的長篇小說《大清王朝1860》截取了從“庚申”（1860）到“甲午”（1894）這一特定時段，述寫了那一場回光返照中的晚清“中興”，堪稱全面展現洋務運動專題史的重磅力作。小說描寫了洋務派、頑固派以及外國勢力之間的沖撞頡頏，就像盛大巡禮一般，隆重張開了輝煌的華蓋，展示了洋務派取得的巨大成果，繪出了近代中國華彩乍現的一個側影。稍感遺憾的是，就像許多歷史小說往往落入就事說事的樊籠，這部作品尚需破除“清朝故事”的迷障，走向再創時空的新生路。

關鍵詞：

【資料圖】

歷史小說；清朝故事；洋務運動；記憶重建；傘蓋式結構

作者：張鴻福

一

人是歷史的孑遺，總愛回望遙遠的過去。自《春秋》《史記》《荷馬史詩》以來，無論古代的史傳、史詩、演義、傳奇還是《故事新編》《我的名字叫紅》之類的現代小說，大概都隱藏著追根溯源的種子。近觀中國當代文學創作，繼姚雪垠之后，頗有一批專攻歷史題材的小說家，如唐浩明、劉斯奮、熊召政、二月河、孫皓暉等，創作了一系列擁躉甚眾的歷史小說，張鴻福亦是其中引人注目的一位。

張鴻福擅作清朝故事。十卷本四百萬字的“近代名臣”系列作品，有如一幅格局宏闊工筆深描的近代史長卷，左宗棠、李鴻章、林則徐、袁世凱等一大批毀謗不一的風云人物，紛紛撕下刻板的臉譜，走出固化的歷史，變成了形神畢肖的現世中人。張鴻福沉潛研究中國近代史多年，既有小說家的敏銳和勇氣，又不失史家的嚴謹和公允。其作品深深植根于史實而未囿于史事，而是拆除了歷史的壁壘，擴張了小說的界限，讓久遠的舊人舊事具備了現實的映像，由此我們看到的清朝故事便不盡是苦大仇深的苦難教材，而是混同在塵埃里的光：它從百年的塵埃里來，又穿越了百年的塵埃。

最近，張鴻福的清朝故事再添新著——《大清王朝1860》（以下簡稱《大清王朝》）。這部七十多萬字的兩卷本長篇，仍是他所擅長的歷史題材，只是不再圍繞單一主角專作人物傳記，而是截取了從“庚申”（1860）到“甲午”（1894）這一特定時段，述寫了那一場回光反照中的晚清“中興”。正如美國史學家芮瑪麗所說，在國內叛亂頻仍、外敵侵擾不斷的危局中，“不但一個王朝，而且一個文明看來已經崩潰了，但由于19世紀60年代的一些杰出人物的非凡努力，它們終于死里求生，再延續了60年。是為同治中興。”在她看來，這個百病纏身的腐朽帝國之所以沒有轟然覆滅，很大程度上取決于一些杰出人物的非凡努力。反觀張鴻福作品，從其首部歷史小說《末路王朝——中日甲午戰爭報告》到“近代名臣”系列，其實一直都在講述此類“杰出人物”的非凡故事。及至《大清王朝》，雖然“是對洋務運動的再次強調和致敬”，但其著力點仍是“推動洋務運動的前輩”。因此這部作品既是“近代名臣”系列的續寫，又是這一題材的拓展和深化。

晚清是離我們最近的古代，也是離我們最遠的現代。如果說“洋務運動”只是一曲起調高亢的挽歌，至少那些傾力引吭的歌者唱出了現代的先聲。歷史學家通常會把1800年看作一個瞻前顧后的基點，去反思中國由盛轉衰的根源。歐美早在十七、十八世紀就完成了資產階級革命，又在十九世紀進行了第二次工業革命，那些被大清朝蔑稱為“西夷”的蕞爾小邦，紛紛走在了世界前列，成了所向披靡的現代國家。而自大保守的清朝，就像“一個龐大的‘潛水艇夾心面包’”，仍舊停滯在千百年不變的農耕時代。這個君臨天下目空四海的“中央之國”，一當遭遇亞歐大陸另一端的堅船利炮，便立刻掃地以盡，墮入到萬劫不復的深淵。可悲的是，盡管發生于1840年的中英戰爭第一次戳破了“天朝”的威嚴門面，卻沒有觸痛它麻木的神經。拖著大辮子裹著小腳的中華民族似乎并未意識到大命將泛，仍舊沉浸在自給自足的舊夢中。“所以即在危機中欽差大臣林則徐仍在吟詩，而且在賞月。”《南京條約》的簽訂者愛新覺羅·耆英，則在給道光帝的報告中“繼續輕視西方的國體組織，將它們缺乏中國式之門面一致即當作無道德品格之證據。對中國多方面的缺陷，一字不提。”由此看來，昏睡在萬古長夜的炎黃子孫，即使勉強醒來看到的還是一團漆黑。

世界已進入弱肉強食的社會達爾文主義時代，冥頑不靈的大清王朝卻不知道，新的國際形勢已不容它繼續關門大吉。可是“在1860年之前，北京仍在嚴陣以待，頑固地進行排外。”結果，“《南京條約》簽訂十年后，感到更不滿意的不是戰敗國而是戰勝國。”前者借此條約暫得安寧，并騰出手來平定內亂；后者卻得寸進尺，試圖利用條約把中國引入它們的馴化場。如此不可調和的矛盾，讓極端仇外的咸豐帝及其強硬路線的執行者再度遭受城下之辱。《大清王朝》的開篇，正是第二次鴉片戰爭中發生在北京城外的八里橋之戰。英法聯軍步步緊逼，咸豐帝逃之夭夭，僧格林沁率領蒙古馬隊殊死抵抗。盡管清兵勇敢的沖殺多令敵人嘆服，可是這一場“華夷之戰”已非血肉之軀的對決，而是兩種不同的文化、兩個錯位的時代之間發生的“兩極相聯”。可憐大清王朝，未等窺得另一極的些許端倪，早已被甩出了十萬八千里。難怪當時為《紐約每日論壇報》撰寫時評的卡爾·馬克思不無辛辣地指出：“半野蠻人維護道德原則，而文明人卻以自私自利的原則與之對抗。一個人口幾乎占人類三分之一的大帝國，不顧時勢，安于現狀，人為地隔絕于世并竭力以天朝盡善盡美的幻想自欺。這樣一個帝國注定要在要在一場殊死的決斗中被打垮：在這場決斗中，陳腐世界的代表是激于道義，而最現代的社會的代表卻是為了獲得賤買貴賣的特權——這真正是任何詩人想也不敢想的一種奇異的對聯式悲歌。”這篇題為“鴉片貿易史”的文章一針見血地道出了交戰雙方是“陳腐世界”和“最現代的社會”，這樣的“對決”甚至毋庸過招便已決定了勝負。馬克思的言論發表兩年后，便發生了震動朝野的火燒圓明園事件。一座舉世罕見的萬園之園，被法國作家雨果所稱的“兩個強盜”，燒成了一片焦土瓦礫。名存實亡的圓明園成為中華帝國走向沒落的慘痛象征，同時也刺激大清國開始革新圖存，以應對“數千年來未有之變局”。就像馬克思、恩格斯預言的那樣，這個“野蠻的、閉關自守的、與文明世界隔絕的”天朝帝國，雖然像小心保存在密封棺材里的木乃伊一樣害怕新鮮空氣，但也只能死里求生，“與地上的世界接觸”。“這個一千多年來一直抗拒任何發展和歷史運動的國家”，最終不得不“被英國人、被機器翻轉過來，卷入文明之中。”《大清王朝》正是著眼于這場亙古未有的天下、時局之變，運用疏放通脫的筆墨，繪出了洋務運動的來龍去脈，寫出了備受鄙夷的“傲慢愚蠢的中國人”“又愚蠢又固執的中國人”如何不由自主地“卷入”萬國競長的世界洪流，進而化被動為主動，開啟了一條富國強兵的自強之路。從小說的兩個分卷標題《驚天變》和《挽狂瀾》，也能看出作者為這段不長的歷史創設了雄渾的格局，而從小說最初擬定的題目《補天憾》，更可想見作者試圖重述一個雖敗猶榮的悲情神話。

二

洋務運動又稱“自強運動”。“自強”二字源出《易經》（“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晚清時期的王韜、丁日昌、鄭觀應、郭嵩燾等西洋通就經常引用該書觀點，借“窮則變，變則通”的祖宗之言破除積弊成癰的“祖宗之法”。從“師夷長技以制夷”到“師夷長技以自強”，雖只二字之差，卻也說明人們不僅轉變了對“夷務”的偏見，更認識到“制夷”只是逞一時之快，“自強”方得以扶正固本。

《大清王朝》貫穿始終的主線便是洋務派奉行的自強之道，孜孜以求的自強之術。小說借奕[gf]4723[/gf]、文祥之口說出了“自強才有出路”，他們認清了中國和西方的巨大差距，故能抓住千載難逢之“運會”，短短的二三十年，竟營造出了一種頗有夢幻氣質的近代工業文明新氣象。一時間，從京師到閩粵，從北洋到南洋，幾乎遍插“洋務”的旗幟，許多延及當今的政企架構、民族工業就是那樣平地起風雷，讓停留在古代的中國大步邁向了現代，雖然還只是邁出了一只腳，但是這一只腳已踹開了變革之門。張鴻福之所以寫洋務運動，正是看重了它的開創之功，他未以簡單的成敗論為其蓋棺定論，也未用非此即彼的二元論將其涂抹得黑白分明，既肯定了“洋務”之進步，亦指明了這種“進步”的不足。基于此，《大清王朝》的重心便是書寫洋務運動來之不易的工業化成就。可是洋務運動三十年，既有中西交匯，又有新舊更迭，可謂頭緒紛繁且枝杈交錯，人物眾多而魚龍混雜，面對大清王朝這樣一段晦明不清的歷史，如何進行不拘于形的歷史敘事？張鴻福似乎輕巧地跳出了“洋務運動”的一團混沌，他不是以講古的方式去附和歷史，而是把歷史事件作為敘事主體，用史實推動故事情節，在情節中凸顯人物，由此寫出了“大清王朝”那一特定階段的形影與神髓。從小說的結構形式上看，大概采用了一種綱目明晰的傘蓋式結構：他拂去了1860年的塵灰，撐開了“大清王朝”最后的華蓋——

起首第一章為傘柄，講述洋務運動的發端：1860年秋，負責“議撫”的欽差大臣恭親王奕[gf]4723[/gf]與英、法簽訂《北京條約》，化解了“毀城改朝”的危機，并在年底奏請朝廷設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以專門處理“夷務”，滿清政府開始與世界接軌，“洋務運動”由此拉開序幕，奕[gf]4723[/gf]亦取得了無可替代的政治地位，成為洋務運動的主要領導者。假如沒有奕[gf]4723[/gf]、桂良、文祥等人所代表的洋務派（或曰“和平妥協派”）審度“夷情”，權宜分寸，恐怕既無法與敵和解，也無法打動圣心，當然就不可能推動“洋務運動”的施行，晚清歷史上或許根本不會出現所謂的“同治中興”。臨危受命的奕[gf]4723[/gf]既是這一章的主要角色，亦是整個洋務運動中舉足輕重的關鍵人物。所以，小說開篇第一章如同決定全局的傘柄，支撐起了全書的重量。

第二章為傘骨，題為《政變》，敘述咸豐帝病死熱河，六歲的載淳即皇帝位，由載垣、端華、肅順等八位“贊襄政務大臣”總攝朝政，兩宮皇太后不滿其“朋比為奸”“跋扈不臣”，聯合遭受排擠的奕[gf]4723[/gf]發動辛酉政變（亦稱“祺祥政變”），兩宮開始垂簾聽政，改年號“同治”，大清朝進入慈禧太后專政的時代。這一章主要是講發生皇族權臣之間的政治斗爭，與全書的主題似乎無甚干系，但若去掉這一環節，大概就像一把沒有傘骨的大傘，即便那傘面多么華美也是難以撐開的。沒有“祺祥政變”，就沒有太后垂簾。沒有“同治中興”，就沒洋務運動。所以這看似無關緊要的一節，卻是承上啟下的要害所在：慈禧與奕[gf]4723[/gf]的聯手，朝廷對洋務派的重用，讓洋務運動具備了必要的前提，就如堅實的傘柄裝上了牢靠的傘骨，下一步就是如何裁剪鋪陳那華蓋的傘面了。

所以，其后分別展示洋務運動取得的一系列重大成果，或可看作五彩煌煌的“華蓋”：

第一部第三章首先講述李鴻章在鎮壓太平天國的過程中見識了洋槍洋炮的威力，于1865年在上海創辦近代中國最大軍工企業江南制造總局，不但生產出了具有世界先進水平的彈藥武器、鐵甲軍艦，還附設廣方言館和工藝學堂，譯出了大批外文著作，并培養了殊為稀缺的翻譯和科技人才。接下來第四章轉而講述左宗棠和沈葆禎等人，在1866年創辦福州船政局。他們聯手徽商胡雪巖加盟投資，雇傭外國人做船政監督和工程師，不僅制造艦船，還設立了船政學堂和船政水師，成為近代中國最重要的艦船工業基地、海軍教育基地、艦隊編練基地。可見第一部主要講述近代軍用工業的起步和發展。

第二部共五章則分別講述輪船招商局（1872）、開平礦務局（1878）、中國電報總局（1880）、漢陽鐵廠（1890）等重要新式民用工業和總理海軍事務衙門（1885）的創辦歷程。這部小說的“華蓋”于此完全打開。你會發現，盡管這樣的“成效”很可能只是“中華之物力”的一個零頭，但是，這零頭里卻包含了很多中華之第一。比如，李鴻章創辦的上海洋炮局、江南制造局和上海輪船招商局分別是近代中國第一家工業企業、第一家機器制造企業、第一個輪船運輸企業，他主持修建的唐胥鐵路是中國自建的第一條標準軌運貨鐵路，他創建的北洋水師則是中國第一支真正意義的近代海軍，左宗棠創辦的福州船政局是國內第一家輪船制造企業、盛宣懷創辦的天津電報局和唐廷樞創辦的開平煤礦是國內第一家電報局和第一家大型煤礦開采企業。馬克思、恩格斯曾經斷言：“以手工勞動為基礎的中國工業經不住機器的競爭。”［16］而洋務運動創造的諸多空前的“第一”，顯然開始打破大清國死守的產業格局，帶來了自強、求富的新氣象。

張鴻福曾表示，他寫作此書的目的，就是要為近代中國的工業革命張目，對上下求索的先行者給予褒揚。那些第一個吃螃蟹的人誠然至今不免差評，但是他們敢開風氣之先，不啻于為中國的工業化進程放響了第一炮，挖下了第一桶金，而今，有些躋身世界或國內前列的知名企業、大學，其源頭就是洋務運動，還有人發現，有些標識為“漢陽造”的鐵軌，在經歷了一百多年的風雨之后仍在正常使用。不可否認，我們的現代生活，我們身邊的器物用具，或許就和當年的洋務運動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我們很可能或多或少地享受到了那頂“華蓋”的余蔭。正如小說結尾出現的那一片微光，《大清王朝》無疑繪出了近代中國華彩乍現的一個側影。

三

所謂歷史就是過去的事實。可這歷史就像無法兩次踏入同一條河流一樣，既然往事如昨，就不可能昔日重現。即便是歷史學家，他所重塑的歷史也不盡是“人們自己創造自己的歷史”。“按原樣”恢復歷史是不可能的，哪怕它是官方欽定的煌煌“正史”。我們接受的“歷史”不過是太史公們“在現實和過去之間找到的某種平衡”。至于歷史小說，則是作家對歷史的合法虛構，就像薩馬拉戈的《修道院紀事》、馬爾克斯的《百年孤獨》和魯迅的《故事新編》那樣，它們與歷史的“原樣”很可能風馬牛不相及。所以，以歷史小說稱著的英國作家拜厄特就表示，“真相是一種毫無意義的概念，所有敘事都是有選擇性和扭曲的。”小說家之所以鐘情歷史，是因為“思考歷史是一種禁忌”，這樣的寫作意味著“一種敘事能量的全新可能性”。或許正是這種禁忌和可能性讓歷史小說獲得了書寫的大自由，讓小說家得以尋求一種隨心所欲的“自我建構”。拜厄特進而認為：“寫作歷史小說的強大動因之一，是書寫被邊緣化、被遺忘的、未留下紀錄的歷史的政治欲望。”從《末路王朝》乃至《大清王朝》一系列晚清歷史小說來看，張鴻福所寫“甲午戰爭”“近代名臣”“洋務運動”似乎算不上“被邊緣化、被遺忘的、未留下紀錄的歷史”，反而都是被正統化、被記載的、留下大量記錄甚至被反復書寫的主流歷史，從行文上看，他寫出的仍是一種史傳風格的正史化小說——不過卻是從過分臃腫變形的歷史中重新匯聚敘事能量，重新整合的另一種藝術的真實。所以我們看到他筆下的故事也許似曾相識，但那故事里的人物，又多少有點陌生，他寫的洋務運動和我們在歷史書籍、影視作品中看到的情形似乎也有所不同。由此我們發現，有些在歷史上過分顯赫的人物事件，反而更容易淹沒在過多的文獻、資料、著述乃至民間話語中，竟至喪失了本來面目。如海登·懷特所言：“所有的故事都是虛構。”［22］越是膾炙人口的歷史敘事有可能越是遠離真相，就像達·芬奇的《蒙娜麗莎》那樣，在舉世皆知的表層下面，或許還隱藏著難以重現的原始草稿。

張鴻福的“清朝故事”大概也是試圖剝離某些滯重矯飾的表層，揭示出一種斑駁陸離的原始畫面。所以我們看到在“洋務運動”這頂“華蓋”下，無論是高高在上的帝后王公、股肱之臣，還是義利相因的地方大員、將帥巨商，甚或是非我族類的外來入侵者、技術人員，似乎都露出了蕓蕓眾生的世間常態，這些歷史人物不盡是那種被歷史化的名人蠟像，而是充滿了煙火氣息的生動形象。

首先來看洋務運動的核心人物愛新覺羅·奕[gf]4723[/gf]（1833－1898）。作為咸豐帝的親弟弟，同治帝的親叔叔，慈禧太后的小叔子，這位位高權重的“六王爺”，正是通過與洋人的密切接觸，在簽了合約，吃了鵝肝，喝過香檳、葡萄酒，經過一來二去的來往交流之后，才發現“番鬼并不是那么野蠻”，“他們絕對不是落后野蠻的夷類，其國力已經不容小覷。”進而認識到，跟不上世界潮流就會被動受欺。只有忍辱負重，“盡量避免與夷人撕破臉，換取幾十年的和平”，方可亡羊補牢，挽救大清的江山社稷。因此他才會權宜利弊，在步步緊逼的夷人和虛驕的剿夷派之間找到結合點，本著“外敦信睦，而隱示羈縻”的外交方針成立了總理衙門，一躍成為洋務運動中最高權力機構的首腦人物。

作者并沒有先入為主地給奕[gf]4723[/gf]貼上進步人士、巨眼英雄的華麗標簽，而是直接表明他本是一個死硬的剿夷派，此前老岳父桂良在天津與洋人議和，他就六親不認參了一本。一個與“夷鬼”勢不兩立的老頑固，口口聲聲“戰死可，乞和不可”，卻突然改弦更張成了主和派，擔當與夷人“議撫”的欽差大臣，以督辦“和局”，由“剿夷”轉而“撫夷”，這一轉變本身就很有戲劇性。那么這種轉變的動力來自何處？往大處說，當然是時勢造英雄，1860年的危局把無職無權的閑散親王推上了前臺。國難當頭，君命難違，作為“臣弟”的奕[gf]4723[/gf]只能“肝腦涂地，以紓九重之憂”；往小處說，奕[gf]4723[/gf]的岳父——曾和洋人多有交涉的文華殿大學士桂良以其敏感的政治嗅覺，看到了這危局中透著的“機會”，沒有他審時度勢的慫恿鼓動和大力輔佐，就算奕[gf]4723[/gf]勉強趕鴨子上架，恐怕也只會起于“撫夷”，止于“夷務”，不可能頂著“鬼子六”的罵名成為洋務運動的總設計師。庚申之變讓一個從沒和夷人打過交道的頑固黨變成了深受洋人倚重的外交家，擁有了前所未有的政治勢力，也讓奕[gf]4723[/gf]初次嘗到了大權在握的滋味。所以在歲末的“小年”之夜，他大宴賓客，答謝投身于“洋務”（也可以說是投靠到他的麾下）的同僚，其得意之情溢于言表：“恭親王從心底里綻出笑容來，舉起玻璃杯說：‘來來來，咱們今天不醉不歸！’”由此作者寫出了奕[gf]4723[/gf]走上自強之路成為洋務派、革新派的被動性、投機性，沒有人為拔高他的“先進思想”，也沒有刻意貶低他的“不良動機”，只是寫出了一個正常人的正常選擇和正常反應。

此后咸豐帝駕崩，奕[gf]4723[/gf]再次被排除在最高權力中樞之外，他聯合兩宮皇太后發動政變，扳倒了強大的政治對手，登上了權力的巔峰，也為洋務運動的開展贏得了政治保障。從這一次的主動出擊，可以看出奕[gf]4723[/gf]殺伐決斷的政治魄力，與第一次的被動上位相比，亦表明了他已在政治斗爭中迅速成熟起來。作為權傾朝野的皇叔、議政王，奕[gf]4723[/gf]非常懂得以退為進，借力打力。位居皇權頂端的慈禧太后原是強硬的“剿夷派”，也常禁不住奕[gf]4723[/gf]與外臣們一唱一和，不得不為“洋務”開路放行。

不過盡管奕[gf]4723[/gf]有“賢王”之譽，仍不免樹大招風，他的政治生涯也注定了大起大落。早在1865年，就被慈禧給了一個下馬威，罷去一切職務，雖然很快復職，但剝奪了議政王的名號。1873年同治帝親政時，又被革掉了世襲罔替的爵位，貶為郡王，虧得兩宮干涉，才予恢復。這讓奕[gf]4723[/gf]元氣大傷，“心緒很差，鋒芒盡收”。及至1884年，當奕[gf]4723[/gf]失去利用價值，慈禧已修煉成說一不二的“老佛爺”，她借中法戰爭戰局不利之機，發動了史稱“甲申易樞”的第二次宮廷政變。聽到風聲的奕[gf]4723[/gf]卻反應平淡，反勸“諸位少安毋躁”。太后懿旨將其“開去一切差使”，命其“家居養疾”。奕[gf]4723[/gf]率領眾人謝恩，“淡淡地說：‘諸位，該走了，給新人騰地方。’此外再無一語，默默上轎回府。”這時的奕[gf]4723[/gf]當已深味權謀的險惡，既然胳膊扭不過大腿，那就從容就范，保住一條命就不錯了。雖然《大清王朝》中涉及奕[gf]4723[/gf]的文字散布于各章，但他的政治生涯卻像一條清晰的波浪線，起起落落，興衰沉浮，都與“洋務”有關。人多知奕[gf]4723[/gf]是洋務運動的受益者，卻不知他也是洋務運動的受累者；他是洋務運動的引路人，也是洋務運動的犧牲品。雖然小說并未詳述奕[gf]4723[/gf]的榮辱得失，但也寫出了他自身的局限性，即便他在政治上有所作為，亦不過是為沒落的王朝勉強續命，尤其是一再遭到打擊之后，他更是成了慈禧的貼身奴才，幾乎再無建樹，洋務運動亦隨之走向終點。

再來看小說中出場最為頻繁的“洋務巨擘”李鴻章（1823－1901）。這位在慈禧太后懿旨中得到過“輔佐中興，削平大難”“匡濟艱難，輯和中外”等好評的李中堂，還因代表清政府簽署《馬關條約》《辛丑條約》得到過“漢奸”“賣國賊”的罵名。歷史上的李鴻章毀譽參半，小說中的李鴻章雖然屢立戰功，多有創舉，但也沒有把他寫成自帶光環的完人，只是以尋常筆墨寫出了這位晚清名臣的不同尋常，甚而寫出了這個大人物的生活花絮，讓我們看到李二先生也常有生趣活絡的開心一刻。

作為舊式官僚，李鴻章并不偏執守舊，反而很能吸納新觀念，接受新事物。他率先使用洋槍洋炮甚至雇傭了外國人的洋槍隊，靠鎮壓太平軍和捻軍起義發了家。這種不拘一格的攻防策略為他贏得了政治資本，也是他后來發展“洋務”屢試不爽的制勝法寶。比如有個英國人馬格里，只是一個喜歡造炸彈的軍醫，李鴻章聘請他主持洋炮局，竟然獲得成功。后來創辦輪船招商局、開平煤礦等民用企業，他又以官商合辦、官督商辦的形式，吸納胡雪巖、朱其昂等民間資本的加入。由此可見他有包容開放的思想觀念，只要有利于事業的發展，就可為我所用。當然他的這種實用主義傾向有時也會受到挑戰，比如太平軍的蘇州守將納王郜永寬獻城投降，李鴻章卻在宴會上把八名主將全部殺死，擔當保人的洋槍隊統領戈登極為憤慨，要捉拿李鴻章治其背信棄義之罪。再如，當左宗棠收復新疆、張之洞創辦漢陽鐵廠時，李鴻章堅決不予支持，在他的政治天平中，個人小集團的利益壓完全倒了國家的。這也說明作者既寫到了李鴻章寬廣包容的一面，也寫到了他狹隘小氣的一面。

令人印象深刻的還有李鴻章請洋人吃辣面以及他吃西餐的情節。有一次英國陸軍司令士迪佛力接受宴請，對李鴻章吃得起勁的紅醬面很感興趣，堅持也要來一碗。李鴻章便吩咐廚師“多放紅醬”，士迪佛力不知那紅醬就是辣椒油，也像李鴻章那樣猛喝了一口，結果直辣得大呼小叫。“一桌人開懷大笑。”這也看出李鴻章存心看人笑話的小把戲。還有一次，李鴻章帶人吃西餐，同行的劉銘傳拍馬屁說還是安徽的紅醬面合胃口，李鴻章說了句頗有教益的話：“不能一輩子只吃紅油面。腦子里要有點洋思想，腸子里不妨有點洋面包。”因為鄰桌兩個日本年輕人一再貶低中國，結果惹得李鴻章沒有了胃口，“八成熟的牛排，在他吃來也有股腥味。”李鴻章吃西餐而敗興，當然是受了刺激，他辦“洋務”的決心反而更為堅定，同時他的洋務思想也越來越深刻：“鴻章以為中國欲自強，則莫如學習外國利器；欲學外國利器，則莫如覓制器之器，師其法而不必盡用其人。欲覓制器之器，與制器之人，則或專設一科，以為富貴功名之鵠，則業可成，藝可精，而才亦可集。”用其器莫如用其人，用其人莫如培養人。所以他在洋務運動中才會頗有遠見地想要改革科舉制度，還設了同文館，選派年輕人出國留學，他確是希望把自強的種子撒入人心。

還有許多洋務人物這里略去不提，只說一說洋務運動的對立面。任何社會變革、新事物的出現大概都會伴隨一定數量的保守勢力，洋務運動概莫能外。我們知道，東方和西方的迎面相遇是一種廣義的文化沖突，這種新情況引起的應激反應便是諸多的誤會和措置失宜。根深蒂固的思想—制度上的惰性讓東方的老大帝國對洋人、洋務產生錯誤判斷，進而造成大面積的恐慌、矛盾乃至短兵相接。所以從廟堂到民間，從權貴精英到烏合之眾，洋務運動的反對者總是大有人在。比如小說第二章就寫到，一幫“愛國群眾”圍攻最早進駐京城的英國使館，要讓洋鬼子滾出去，前來疏解的奕[gf]4723[/gf]也被當面罵作“二鬼子”。這些民憤極大的“群眾”便是洋務運動的巨大阻力。當然，除了這些代表“民意”的底層群眾，還有更具話語權的達官貴人，他們才是對洋務運動產生直接影響的最大反對派。張鴻福曾談到，他創作《大清王朝》“最大的樂趣是看近代大人物吵嘴”：

辦任何洋務，總是有反對派，許多時候反對的陣容還相當豪華，比如大學士也就是影視劇里常叫的“中堂大人”親自登場反對。……他們是“文”斗。洋務派上個奏折，提出干一件新鮮事，立即有人上折反對；軍機處或總理衙門把反對的意見轉給洋務派，洋務派做解釋，反對方更多人上折反對。總之，要有幾個回合。他們的辯論，有大智慧，也耍小聰明，甚至有時候真如鬧市罵街，不顧體面。反對的意見里，往往會有特別奇葩的理由，會讓你眉開眼笑。

常與洋務派斗嘴的是一幫極端頑固的保守派和竭力鼓吹排外、主戰政策的“清流黨人”。以大學士倭仁（1804—1871）為首的保守派是堅定的反功利主義者，他們認為人心、氣節才是立國之本，甚至斷言現代技術沒有用處。小說稱倭仁為“清流首領”或與史實不符。倭仁死后，以奕[gf]4723[/gf]為首的洋務派漸占上風，為慈禧所用的“青牛頭”李鴻藻（1820—1897）兼任總理衙門大臣，他籠絡了一批仰仗倭仁為思想楷模的青年御史（即小說中的“臺諫詞臣”），方才形成了與洋務派相抗衡的“清流黨”。“當務實的改革派強調中國的物質力量軟弱時，這些年輕的、咬文嚼字而又沒有經驗的官員則強調中國的道德力量。”但是正如小說所寫，當清流派的力量不可小覷時，恭親王奕[gf]4723[/gf]已沒有與之爭鋒的銳氣，反倒一再表示“李公愛我”，向“青牛頭”示好。而此前因洋務派建議改革科舉引發的同文館之爭，才是雙方最為激烈的吵嘴事件。小說用相當篇幅講述了這一事件的來龍去脈：導火索是洋務派上奏朝廷，請求同文館增設“天文算學”新科，以培養“真正有用”的“制器”人才。此舉引起保守派強烈反對，奕[gf]4723[/gf]本來去翰林院探聽虛實，不料卻被一幫翰林群起而攻之，他們又是耍嘴皮子又是念對聯，對奕[gf]4723[/gf]及其洋務極盡諷刺挖苦之能事，奕[gf]4723[/gf]一人難敵眾口，負氣而去。倭仁接著又上折子稱：“天下之大，不患無才，博采旁求，必有精其術者，何必夷人，何必夷師？”這下反倒讓奕[gf]4723[/gf]找到了反制之策：既然你聲稱大清不患無才，那就找幾十個精通洋文算學的人才去制造槍炮輪船。倭仁當然無人才可薦，卻死不認輸，反稱同文館之設引發天旱無雨，乃天象示警。結果還是慈禧從中調和，倭仁理屈詞窮，同文館之爭以洋務派獲勝告終。可見作者所說“大人物的吵嘴”確是你有來言，我有去語，既有針尖對麥芒，也有死要面子耍無賴，總之這樣的爭斗寫出了洋務派處境之不易，也讓小說呈現出未見刀光劍影卻又字里藏鋒的“文斗”之機趣。

值得一提的是小說還書寫了一批與洋務運動相向而行的洋人。對洋務派而言，洋人是可以友好往來的文明人。但是在排外或好戰者眼里，那些野蠻的夷人卻是禽獸不如的鬼子、敵人。即使在非歷史的語境中，那種非友即敵的認知方式仍舊大有市場，仿佛大凡外國人就是一成不變的死對頭，是不可化約的異類，豈不知他們也一樣有著復雜深邃的人性，有著所有人都可能無法避免的局限或缺陷，看清了他們其實也是看清了我們自己。小說寫到的外國人既有科林諾、額爾金、葛羅、伊格那提也夫那樣的軍隊指揮官、外交使節，華爾、白齊文、戈登那樣的雇傭軍頭目，巴夏禮、馬格里那樣渾水摸魚的投機分子，也有巴士芒、巴爾棟、白爾思拔、日意格之類工程技術人員。作者沒有簡單地把他們處理成面目可憎、居心不良的兇神惡煞，而是緊貼他們各自的身份，把這些“外國人”還原為具體語境中獨立的個體，讓與我們對立的“他者”自現其身。就如夏多布里昂所說：“每個人身上都拖帶著一個世界，由他所見過、愛過的一切所組成的世界，即便他看起來是在另外一個不同的世界里旅行、 生活，他仍然不停地回到他身上所拖帶的那個世界去。”所以身在《大清王朝》的外國人，同樣也拖帶著他們自己的世界。比如法軍指揮官科林諾，在與清軍交戰時，一邊感佩著“敵人”的勇敢，一邊得意于“敵我雙方已經不在一個時代”；在“走進”圓明園時，一邊激動地歷數英法聯軍瘋狂搶掠，中國盜匪趁火打劫，一邊又悲嘆中國的不幸和愚蠢。他的矛盾心理大概正是置身于現場的復雜感受：作為侵略者，他體會著勝利的喜悅；作為旁觀者，他又不得不陷入對苦難的垂憐。再如協助左宗棠建造船廠的日意格（1835—1886），這位載入《清史稿》的法國人，為創辦福州船政局“度地募工，殫心所事”，獲清政府一品提督銜及御賜黃馬褂等褒獎。小說不光依據史實表現了他深度參與了洋務運動，還給他安排了一段傳奇式的跨國戀情，讓他愛上了一個為父報仇的中國女子，并且安排了一個悲壯的結局：中法馬尾海戰中，他站在船廠前，死在了兒子的炮火之下。這一情節固然純屬虛構，卻也寫出了一種“可望而不可即的真實性”，小說亦在這一刻沖破了歷史的牢籠。

綜上所述，《大清王朝》描寫了洋務派、頑固派以及外國勢力之間的沖撞頡頏，具體刻畫了洋務運動在中央的總推手奕[gf]4723[/gf]和地方上的執行人李鴻章、左宗棠、盛宣懷等代表人物以及唐廷樞、胡雪巖、朱其昂等民族企業家，倭仁、張盛藻、尹景霖等洋務運動的反對者，還有科林諾、額爾金、格蘭特、華爾、白齊文、戈登等外國軍政人物和日意格、達士博、巴爾棟、白爾思拔、德克碑、時維禮等一大批外國工程技術人員，可以說幾乎寫遍了洋務運動所涉及的關鍵人物，他們在某種程度上參與并創造了歷史，同時又成為小說中被重新創造的人。

四

小說家之所以書寫歷史，或許就是要重建一種記憶，用浪漫的謊言尋求生命的慰藉。張鴻福講述清朝故事，其實也無異于制造一場蜃景大夢：那些曾經改天換地的歷史風云，已然煙消云散，只剩下一片虛空的背景。《大清王朝》寫出的只當是這虛空中的陣陣喧嘩，我們也只好報以唏噓之聲。小說起于1860年奕[gf]4723[/gf]與英法簽訂《北京條約》起，止于1895年李鴻章與日本簽訂《馬關條約》。開篇時，早晨的薄霧正在散去，英法聯軍的火炮一觸即發。終篇時，天已經黑了，仍為洋務不興耿耿于懷的李鴻章，走向了遠處微弱的燭光。讀罷全書，再來回味李鴻章的落幕感言：

“不是洋務不能自強，恰恰是洋務辦得不夠徹底才不能自強！”

“哪一天中國工商業大興了，中國就能自立自強了。”

如此，當可顯出這位“裱糊匠”的自強精神。但若僅止于追求“工商業大興”，卻暴露了洋務運動的先天不足，畢竟，天朝帝國的根本痼疾出在文化和制度上。李鴻章強調的“學習外國利器”“振商務”“富在民生”，張之洞主張的“中體西用”，都不足以讓這個病在骨髓的國家起死回生。治標不治本的自強運動注定不可能再造乾坤。基于此，寫在教科書上的洋務運動就是一場以失敗告終的未完成事件。可是，這段以自強為主題的歷史竟是“失敗”二字所能交代的？黃仁宇就認為：“即算失敗，它們也是一種龐大革命之前無可避免的步驟。與鴉片戰爭之后全無反應對照，1860年間的改革在實踐方面很嚴肅向前跨步。因其如此，改革者尚要以傳統的名目自保。他們小心謹慎，但傳統中國之架構已被他們打下了一個大洞。”［37］張鴻福亦不認同甲午戰敗證明洋務運動失敗的說法，他認為甲午戰敗只是導致洋務運動陷入低潮：

“以大興工商業為特征的洋務運動，在增強國家實力上是發揮了作用的，在救亡圖存上是有功的。……不是洋務運動不能救國，恰恰是洋務運動受到的局限太大，力度深度不夠。”

所以，肯定進步的洋務派，批判落后的保守勢力，發現洋務運動的正面價值，是《大清王朝》的基本色調。這部小說就像盛大巡禮一般，隆重張開了輝煌的華蓋，展示洋務派取得的巨大成果，禮贊自強運動中一個接一個的巨大“勝利”。我們看到了具體的、階段性的勝利成果，也看到了為之上下奔走的實業先驅，且體會到了作者所說的局限和不足，但是面對這樣一部全方位展現洋務運動專題史的重磅作品，卻又多少感覺它和這段歷史本身一樣并未終稿，作者就像只負責報告好消息的花剌子模信使，帶來的全是天朝帝國的天籟之音，好像只要堅持把洋務做大做強，只要把自強運動推向極致，其補天之夢即粲然可觀。可是在一個搬動一張桌子都會流血的國度，以“中學為體”的工業化夢想，又怎么可能不破滅？若只是止于“西學為用”，就算中國“這塊活的化石”［39］被勢不可擋的大機器卷入世界文明之中，結果也只會被撞得粉碎。

我們都知道洋務運動先天不足，究竟不足在哪里？洋務運動設立了眾多政企部門，具體如何發展存續？最后有何成效結局？小說似乎只是貪多求全，止步于拉清單式的平面演示，并沒有形成深入完整的敘事鏈條，結果我們得到的還是關于洋務運動的宏大印象，卻沒有抓住一個堪稱典型的小個案。作者的創作預期好像僅限于寫出諸多肉眼可見的物質成果，對隱于其后的非物質因素則少有關注，結果整部小說就寫成了“洋務是怎樣一件件辦成的”——所謂“辦成”也只是說它沖破重重阻力，終于開張大吉，至于開張以后會怎樣，好像不是小說關心的問題。可是作為讀者，恐怕不會滿足于這樣的大功告成，不會滿足于這樣的點到為止。那些已經被各種文獻記載固化的歷史，應該只是小說家堅實的起點，而不是拖累他拔不出腳的贅物。把干癟的歷史打扮得妖嬈多姿并不是小說第一要務，我們要在小說中看到的當然也不是那種裹在非衣里的歷史的僵尸。所以，讀《大清王朝》，一則嘆服它確是寫出了作者所說的洋務運動之種種成就，一則又遺憾沒有看到這種種成就背后的“不成”：它寫出了這種種成就的因由，卻沒寫出它們的去路；它寫出了洋務先行之所得，卻沒寫出體用兩分之所失。從體量上看，《大清王朝》已出版《驚天變》《撫狂瀾》兩部，假如還有后續，倒是期待它走出歷史演義的老套路，寫出在前文本中涅槃重生的新歷史小說。

（作者單位：山東師范大學文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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